最后，合议庭处理了侮辱言辞的问题。
公共信托最重要的功能是约束政府的处分行为。[59]参见马俊驹：《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结构探讨》，《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
以美国为例，其在制度设计上禁止将联邦和州所有的土地等资源之用途处置权完全交予行政机关，而是规定由作为代议机关的国会予以保留。当下我国公有产权配置的复杂性在于其上所叠加负担的诸种社会功能——既要维护宪法规定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又要有效控制公权力的滥用。【中文关键词】 公有产权。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对此类资源的利用应以无偿为原则，所需支出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
公有产权的配置务必着眼于平衡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双重向度，眷注于民众作为公共财产实质所有权人的使用权、收益权与政府作为公共财产名义所有权人的管理权的协调制衡，聚焦于对国有公物公众合理使用权之拱卫和国有私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的构建。[62]公物管理权的行使必须始终以服务公用目的之达成为最高准则。[58]与前者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采取措施维护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的宪法地位。
这就意味着，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除少部分被选入专门委员会任职之外，[24]其余的都只是兼职从事代表工作。这可以从立法规划的制定过程得到印证。蒋劲松：《代议会期制度探究》，《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可见，至少在立法方面，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视作一个国家机关不具有说服力。
对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也就是说二者是不是同一个国家机关，学界存在争议。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表明，议程设置是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它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理论界的一致认可。
在作出一项政策选择之前，问题首先必须得到承认。其一，立法的时间资源非常稀缺。 [29]国务院部委通常都设立有专门处理与其职责相关的法律事务的机构。对我国立法活动而言，立法规划在提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主导作用的同时，也突显出委员长会议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总之，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制定立法规划的正当主体。 [28]参见李林：《全面深化改革应当加强立法能力建设》，《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8期。不仅如此，立法实践中，委员长会议的提案数量仅次于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不相上下。从图2所示的立法规划制定过程来看，委员长会议在三个环节发挥着作用。
每年应该有个计划，5年应该有个规划，到2010年应该有个纲要。 [10]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版，第292页。
根据我国《宪法》第68条第2款，委员长会议的职责在于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51]这体现了人大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也表明委员长会议或者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是党与人大互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33]参见梁存宁：《论规划立法模式的成功与不足——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为研究对象》，《人大研究》2013年第2期。于是，英国政府的内阁也以立法规划的方式安排为数众多的立法项目。具体而言，取消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公布立法规划的规定，改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规划。委员长会议制定立法规划，等于是在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立法议程。因此，将法律起草视为立法程序起点的观点难以成立。例如，八届委员长乔石指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究竟需要制定哪些法律？当前急需制定的又是哪些法律？要有通盘考虑，合理部署。
[39] 五、立法规划对我国立法活动的影响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主导作用得到显著提高 新《立法法》将立法规划制度化，旨在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的新要求。 [4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
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由委员长会议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不妥当。[43]此外，新旧《立法法》除重申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外，还对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单独予以规定。
[60]有论者已经观察到：立法规划实际上忽视和挤占了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提案权。孙潮、寇杰：《论立法程序》，《法学》1995年第6期。
立法规划制定完成，标志着五年立法议程的出炉。第三，委员长会议的身影也出现在审议和表决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规划，首先筛选出值得认真考虑的立法项目，而后再将入选的立法项目依成熟度进行先后排序，优先考虑成熟度高的法律草案。我们首先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过程。
议程设置非常关键，这是因为，如果问题上不了议程，也就无从考虑采取行动。[40]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关于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对此作了阐明。
表2八至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构成 由表2可知，[20]从产生至今，立法规划在构成上始终采取了对入选的立法项目进行分类的做法。新《立法法》第52条规定，立法规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
[46]参见孙哲：《全国人大制度研究（1979-2000）》，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23-124页。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依照立法规划设定的立法议程有计划、有重点地展开。
总之，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而言，立法规划才是立法过程的起点。处于正式立法程序之前的立法规划，才是我国立法过程事实上的起点。 [54]有学者分析相关规定后指出，旧《立法法》对委员长会议的授权，已经超出宪法规定的处理日常重要工作的范围。从内容上看，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规划将党的政策主张具体化为明确的立法任务。
例如，2015年全国人大修改旧《立法法》，就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所列明的立法任务。但它也面临三个问题：第一，组成人员数量少，与其承担的职责不匹配。
[39]参见易有禄：《从立法规划看法律修改——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为考察对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首先，立法规划的过滤功能。
因此，委员长会议对于通过或不通过立法规划草案，享有决定权 [55]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108页。
